李光耀
“旧家”与“新家”（见证改革开放40年⑩）

　　1978年11月，邓小平出访新加坡，李光耀来到机场迎接。

　　1994年李光耀访问河南。

　　邓小平与李光耀。

　　2003年9月16日，80大寿宴会上，夫人柯玉芝女士陪李光耀吹熄生日蜡烛。

　　《见证：中国改革开放40年40人》

　　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一版

　　“不用捡，不用捡……”尽管刚刚搬入总理官邸的李光耀夫妻一再劝阻，官邸的服务人员还是奔跑了几十米，把年幼的李显龙不慎滚下坡的皮球捡了回来。显龙稚嫩的脸上满是笑容，可他那即将引领新加坡未来数十年改革发展历程的伟大父亲，却陷入了沉思……

　　时隔多年，在回忆录中，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这样写道：“如果在那里住上五年，孩子会把如此舒适的生活当成理所当然，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我们后来决定住在自己的旧家。”“旧家”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比喻。祖上三代早已旅居南洋的李光耀，或许仍然在怀念着一个印象朦胧、但亲切万分的“旧家”？

　　在“西潮”与“东风”间灵活变通的华人政治家

　　李光耀的祖先是来自中国大陆沿海地区的华人，这批华人在清朝远渡重洋，四海为家，李光耀的祖先移居到今天的新加坡。继承了漂泊他乡的复杂记忆，在英国的殖民管理之下主动判析西方文明的优劣，还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统治之下养成了坚韧不拔的抗争人格——这一切使得李光耀后来成长为志向远大的政治家。“二战”之后，李光耀毅然领导新加坡人民独立建国，树立了这片大海上的“新家”独立自主的国际形象，并用30多年的时间，将其从资源匮乏、地域狭窄的第三世界岛国，发展为举世闻名、富裕安定的国家。

　　尽管新加坡已经取得了世界公认的成绩，李光耀却从来未曾忘记漂泊他乡的祖辈的叮咛，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时刻保持“居安思危”的意识。这种意识，在李光耀饱含“回家”情愫的回忆录里时刻浮现：“受英文教育的人，过享乐舒服的生活，日子过得比华校生好得多。但他们失去了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化，没有自信心，这个差别是很明显的。”可以说，李光耀的“回家”不仅有着具体的所指，更多地则呈现出他开辟“新家”的决心和审慎。复杂的地缘政治、经济、历史与民族环境，让新加坡自建国以来就纠缠在各种文化话语的旋涡当中。曾经沉浸在西方文明的摇篮中，新加坡这个商业城邦国家毕竟属于东南亚地区，是马来人、印度人和华人共同的家园，而不是中国、马来西亚或印度在南洋的自然延伸。唯有通过稳健的政治制度设计和审慎的治理来实现这种认同，新加坡才能保证其国际地位，发挥独特的地缘政治作用，进而确保本国人的福祉。

　　这种政治任务远比想象的要艰巨。李光耀和他的人民行动党，虽然能够凭借“父亲”般的威严，纵横星岛政坛多年，但仍然无法彻底平息西化殖民地背景和复杂的地缘政治因素给这片土地带来的压力与纷争。为了在政治和文化上树立开放自由且独立自主的形象，即便骨子里崇尚儒家思想，政治家李光耀也不得不与他祖先居住过的那片广袤土地划清界限，以便在“冷战”的政治风暴中，维持新兴国家来之不易的发展空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自然的情感纽带会被沉重的现实理性一刀切断。在李光耀执政的漫长岁月里，华人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一直得到微妙的平衡，新加坡的“双语”教育得以延续，既能与国际世界直接对接，也能维护以80%华人为主导的国民内在的精神文化认同。可以说，那颗南洋上的明珠之所以能够凭借狭小的国土和单薄的人口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全赖李光耀在“西潮”与“东风”之间灵活变通、交织应对的政治智慧。

　　要在风雨飘摇之中，打造一片足以让流离海外多年的华裔、马来裔和印度裔国民都满意的“家园”，对于这位“家长”来说，是非同寻常的挑战。在现代化的语境当中，“旧家”或许太过遥远，但并不意味着就此揖别这片土地。当初离开泉州、潮汕、大埔等地的清秀山水，远渡重洋来到星岛的华人们，希冀的当然是一片乌托邦般的“新家”，但他们的心中却无时无刻不缅怀着“大地恩情”。大海磨砺了他们的斗志，赋予了他们精明果敢的性格，而从古老大陆携带而来的对儒家教诲、祖辈言行恪守不二的忠良品质，则让他们的血脉节奏与长江黄河的惊涛拍岸重叠。在心中的陆地和眼前的大海之间，“旧家”和“新家”的共鸣得以产生。流浪天涯，失却了土地和血缘的保护后，华人们为了能够与其他族裔竞争，也就必然会团结起来，增强力量。因此，“旧家”的遗训和礼法在新加坡的海港上再度振兴。从华人自发的结社，到成立正式的企业乃至政党，新加坡的历史不仅是海外华人的努力拼搏史，还是中华传统文化在现代生存处境中不断焕发出新鲜活力的历史。

　　在李光耀执政时期，这种新鲜的活力体现为对礼义廉耻的分明，体现为用威严的家长制治理国家的决断，体现为用严刑峻法约束社会，让各民族与阶层维持良好关系的新式法制。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首脑，李光耀微妙地处理好了世界先进治理技术和本土传统文明智慧之间的关系，既从原则上保证了国家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中日趋繁荣，也通过社会文化教育的手段，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和政府的威信。正是这种实用主义的思维，促使了新加坡这个由移民组成的多民族国家维持发展势头的同时，还能够奉行公义和良俗，并成为整个亚太地区国家治理的模范。

　　许多年后，当“笞刑”成为法制教育的正面案例时，人们也许早已经淡忘了其最初遭遇的不解和质疑。曾经，不少打着“文明”和“民主”旗号的批评家认为，李光耀是一个独裁者，是一个披上民选外衣的野蛮、封建的家长。新加坡用其卓越的建设成绩和开放多元的生活氛围，驳回了这种论调。可以用一个例子来把握理解这种政治智慧：新加坡为国内大多数居民提供公共住房，保障其用水用电，但不供应天然气。这就促使居民必须出外觅食，也就滋生了餐饮业和公共服务业的发展。在保障人民拥有私人的“旧家”的同时，也敦促社会空间的“新家”得以逐渐生成，这就是李光耀奉行的辩证思维。把“旧家”搬进“新家”——或者说，让“新家”的稳健繁荣和“旧家”的居安思危融合在一起，这已是超越西式现代性进程的伟大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