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陷入僵局时，安南从衣袋里拿出一盒雪茄，这是古巴前最高领导人卡斯特罗送给他的哈瓦那雪茄。他拿出两根，朝萨达姆递过去，“你抽烟吗？”

　　萨达姆看了好一会儿，“我只同我信任的人一块抽。”安南一笑，“我也是，你信任我吗？”

　　安南后来在自述中回忆，萨达姆当时不知道是否该对他表示信任。他想了一会儿，伸手接了过去：“我从来不与联合国的人一起抽烟，你是个例外。”

　　即使对于多年辗转颠沛于战乱区的安南，这也称得上是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那是我的噩梦。”他在回来后告诉英国《每日电讯报》，这场危险而艰难的博弈几乎令他精疲力尽。

　　3个小时的秘密会谈后，安南以胜利者的姿态走出宫殿，手里拿着一份签好的协议，还带出了萨达姆一句令他终身难忘的评价：“我知道你是个勇敢的人。”

　　更多时候，安南并不出声，只是深思熟虑地倾听，扮演沉着冷静的调解人。“哦，天哪”几乎是他口中最尖刻的言辞。他手下的工作人员说，即便是在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提出过分的要求时，安南只是下巴上的肌肉有一丝颤动。

　　秘书处执行助理伊丽莎白·林登迈耶是唯一一个见过安南彻底失去冷静的联合国员工。他“整个身体和眼睛都充满了愤怒，像狮子一样低吼”，将林登迈耶吓得僵坐在椅子上不敢动弹。还有一两次，有人曾目睹他的眼睛因为恼怒而眯了起来。

　　“他为什么不生气，只有上帝知道。”曾在联合国秘书处任职的布莱恩·厄克特如是说。另一位与他共事多年的同事透露，“我从未听说过他与任何人关系密切。”

　　在大多数人眼中，这位“善良，温暖，不知疲倦”的“世俗教皇”，跟勇敢二字毫不沾边。在质疑者看来，他甚至有些“柔弱”，过于息事宁人，无法胜任联合国秘书长的重担。这种平静柔软的姿态，很容易让人忽略他内心的强大和坚忍。

　　“我说话比较轻柔，所以很多人会忽视我其实是一个坚强、坚定的人。”他不相信，一个人靠拍桌子或大喊大叫就能表现出坚强。

　　1938年4月8日，安南出生在加纳库马西一个富裕显赫的家族，父亲是省长，也是世袭的部落领袖。他在加纳最古老、最负盛名的精英寄宿中学和世界一流的大学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精通法语、英语和好几种非洲语言。

　　在他看来，宽容和耐心是非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传统，人们面对问题的方式就是走到一棵树下日复一日地闲聊，直到找到解决方案。

　　多年后，安南唯一能回忆起来的少年时期叛逆行为，是在寄宿学校为抗议食物质量而绝食。有一次理发店公开拒绝为“黑鬼”服务，他也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我不是黑鬼，我是非洲人。”退休后去意大利度假，他被一群将他错认成摩根·弗里曼的粉丝团团围住。为了不让他们失望，安南签了弗里曼的名字后“落荒而逃”。

　　他“在部落社会中养就了非部落的秉性，在一个极端动荡的时代成长为政治上的中庸主义者，在一个选边站的年代成长为妥协调停派”。

　　1962年，24岁的安南进入联合国工作。冷战时期，这个政府间组织在大国的夹缝中几乎没什么存在感，低调、傲慢而神秘的国际官员则是令人羡慕的清闲职位——工作自由舒适，可以拿份体面的薪水和外交护照，位高权重者时常将其作为政治交易的筹码。

　　然而，长期的短视和懈怠酿出了苦果。1994年4月，惨绝人寰的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举世震惊，联合国的不作为备受谴责，而安南当时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与维和行动负责人。他当时向几十个国家施压，要求派遣军队，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