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亚拉（左）在和同事交流。

　　本报记者 王明峰摄

　　杰伊（右）和创业伙伴泰勒(中)、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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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在中国创业的许尚杰。

　　本报记者 牛瑞飞摄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度，传统的文化、技艺博大精深；中国是一个现代的国度，新的创意、新的产业层出不穷；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度，来这里工作的外国人越来越多。走进中国，他们认识了一个真实的、不仅仅存在于部分西方媒体描述中的东方国度。当他们与中国或古老，或现代的行业相遇，便碰撞出了有趣的火花。他们见证中国的变化，中国也见证着他们的成长

　　“我想把中医带去非洲”

　　本报记者 王明峰

　　每天早上7点半，四川省成都市一家中医院的老年病区都会出现一位非洲医生的身影，中等身材，戴着金边眼镜，穿梭于各个病床间，时不时举起手里的病例看一看。他操着略带川味的普通话，跟患者交流时总是弯着腰，慢声细语；给患者针灸时小心翼翼，全神贯注。

　　他就是来自非洲马里的迪亚拉。上世纪80年代，他在中国留学时接触了中医便如痴如醉，开始在广州学医，一直学到了博士后。迪亚拉说，他很认可中医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和个性化的辨证施治理念。“我觉得越学越有意思。中医博大精深，内涵丰富。一个外国人想学到底、学到通，非常难。我也还在学习，希望能理解通、理解透。”

　　对迪亚拉来说，中医入门就很难。第一个学期有医古文课，对那时才学了一年半汉语的迪亚拉来说，简直是天书。“疯了，什么都听不懂。”结果可想而知——期中考试不及格。成绩一向很好的迪亚拉觉得“天塌下来了”。他跑去书店，只要对学医古文有帮助的书，《辞海》《康熙字典》……都抱了回来，翻啊翻，背啊背，终于过了这一关，再没考过不及格。

　　入门难，得到患者的认可更是不易。1997年，迪亚拉刚在成都坐诊时，3天没一个病人，好不容易来了一个，开门一看，“哐”的一声关上门就跑。迪亚拉追到门口，听见病人跟护士理论：“捣什么鬼，我是来找中医的！”“我就是中医。我给你看，没有效果，不收钱。”迪亚拉上前说道。结果，这位患者再回来时，把妈妈和妹妹都带来了。如今，迪亚拉早已名声在外，慕名来找“非洲中医”的患者络绎不绝。

　　从学习到实践，迪亚拉见证了中医近些年的变化。“随着中国不断加大对中医的投入，现在各个中医院的条件都改善了，口碑也上来了。”迪亚拉所在的医院知名度不断提升，来看中医的人大大增多，走廊里都摆上了病床。国家投入、百姓认可，迪亚拉看到了中医振兴的希望。

　　在中国生活30多年，迪亚拉也见证了中国的变化。“感觉像做梦一样，变化太快了。我刚来时，北京地铁只有1号线和2号线。我们从五道口的北京语言大学去三里屯的马里驻中国大使馆，要坐两路公交车，那时公交车开得很慢，两头还得走很长一段路，去一趟几乎要花一天时间。如果下午在使馆开会，上午就要从学校出发。”迪亚拉沉浸在回忆中，“成都的变化也很大。我1988年第一次来玩，成都的城区还很小，基本集中在现在的一环以内。等我1994年来成都读书时，二环也挨着城边上了。”

　　“中国的飞速发展不仅惠及本国人民，也将惠及全世界人民，就像中医药对人类的医疗保健作用一样。”迪亚拉觉得，中医无国界，中医是属于全世界的。

　　迪亚拉一直想把中医带到非洲去。“中非友谊不说了，非洲的发展也需要中医。中医药很有效，在非洲应该有市场，受欢迎。”他还说，非洲有6000多种植物药，可以用中医的方法来研究开发，发挥这些植物药的作用。

　　“我希望中医能在非洲开花结果。我们已经开始行动了，地也选好了。”迪亚拉有自己的长远规划，“我准备借鉴自己在云南培训乡村医生的经验，在非洲各地培养医生，很快就能把中医药铺开，同时还要把医疗和教学、科研、医养、康复结合起来。这件事做好了，是中医的一张名片，也是非洲的一张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