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获取”的科学出版模式或是“大势所趋”

　　OA探索升级 各方爱恨交织

　　近来，中国科学界对开放获取（Open Access，简称OA——记者注）的探索升级，使“OA”这个舶来词频频穿梭于汉字之中。

　　12月初的第14届开放获取柏林会议上，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与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机构表示支持OA2020和开放获取S计划，支持公共资助项目研究论文立即开放获取。此前，9月底，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与施普林格·自然集团正式签署GoOA合作协议；10月中旬，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上海举办的滴水湖论坛上公开推广OA模式。

　　OA到底是什么？

　　简单来说，OA是一种供所有人免费获取学术文献的科学出版模式。与之相比，传统的订阅型出版模式往往由学术机构付费订阅学术文献，仅供本机构内部人员阅读。此外，订阅型出版模式通常是作者免费发表自己的论文，OA模式则由作者或资助机构支付文章处理费用。

　　这种新的模式打破了科学传播生态原有的平衡。尽管被互联网催生的OA自2000年起就试图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普及，截至2017年，SCI收录的OA期刊达到了1298种，但新平衡至今仍处于探索和博弈之中。科研和资助单位、出版机构以及科学家们对OA似乎都是爱恨交织。

　　拆除付费订阅墙，科研和资助单位能否化被动为主动

　　对于科研机构和资助单位来说，当前的OA模式可以让他们“真正拥有”学术出版资源，避免被高昂的订阅费扼住喉咙，但同时又在为随之而来的发表费用而发愁。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的研究人员黄金霞、王昉和同事们正在努力搭建GoOA平台，制作OA期刊排行榜报告，以及建立OA论文数据库。他们希望能够打破付费订阅墙，提供更开放的学术交流环境，以及免费的、深度使用世界学术资源的机会。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文献研究人员说：“按照传统的科学出版模式，我们每年都需要花高昂的订阅费去购买出版商的电子期刊数据库，这个费用的涨幅惊人。而我们仅仅是买到了短暂的阅读权，图书馆本身没有真正的资源。如果不续订，科研人员就再也看不到这些论文了，即使是购买了数据库，他们也不能使用订阅的数据库进行批量的文献下载去做文本挖掘和数据分析，否则就属于侵权，因为著作权通常属于出版社。”

　　对这种传统的订阅模式，这位研究人员认为有两点不公：“这些学术成果都是机构和科研人员创造的，但最后还要再花钱将自己的成果买回来阅读；只有订阅了这些数据库的机构的人员才能接触到相关科研成果，也是一种科研资源分配不均的表现。”

　　基于以上原因和其他相关要素，一些科研机构和资助单位强烈要求改变现状，寄希望用OA模式“拆除付费墙”，或者“绕过”它。

　　例如，今年，前欧盟科研委员会研究总司长罗伯特·杨·施密茨（Robert-Jan Smits）带领一些机构加速推行OA模式，并发布“S计划”——从2020年开始，签署该计划的机构所资助的科研项目成果必须发表在OA期刊或平台上，成果一经发表就能免费获取。

　　一方面，科研和资助机构在试图用OA模式打破出版集团对文献资源的“垄断”，但另一方面，也得接受付费出版的代价——论文处理费（APC）同样让他们感到肉疼。

　　论文处理费被出版机构解释为用以担负同行评议管理、论文编辑、制作、传播等工作的费用。这一“成本”通常被认为应该由资助机构而非作者个人来承担。早在2014年，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就发布了关于公共资助科研项目发表的论文实行开放获取的政策声明。中国科学院指出，“我院支持公共资助科研项目在具备可靠质量控制和合理费用的开放出版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然而，大家对“合理费用”的划定一直存在争议。

　　据《科学通报》2016年发表的《世界主要国家SCI论文的OA发表费用调查》推测，SCI收录OA期刊的篇均APC为1656美元。

　　关于论文处理费的价格，一些科研人员表示“太贵了”。参加了第14届开放获取柏林会议的国家科技文献图书中心理事张晓林，最近在媒体撰文：“APC缺乏控制，虚高和暴利屡见不鲜。目前，部分开放期刊APC价格过高，不同类型开放期刊的APC价格还存在明显的不合理差异。”“APC定价机制不透明，部分规模大影响力大的出版社垄断定价权，致使APC价格不合理地虚高，还存在出版社任性涨价的风险。”

　　对于科研和资助机构来说，想用目前的OA模式拆掉付费墙，就必须面对论文处理费的价格网。张晓林认为，在价格问题上，还需要有公共利益代表站出来“强力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