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知识传播功能的强化

　　科学博物馆的知识传播功能不是一蹴而就，早期科学博物馆并没有建立真正的“公共领域”，其“公共”也是有一定身份地位限制，而真正的向公共开放得益于法国的主张自由、民主，宣扬理性、祛除愚昧，其自然博物馆成为理性解放的先驱。到了世博会发展而来的科学与工业博物馆阶段，博物馆空间组织形式不单单是围绕“物品”的，而是开始围绕“公众”进行，博物馆吸收世博会推销科学技术物品的模式，注重物品与观众的亲近性，允许公众近距离观看、触摸甚至把玩物品。到了科学中心模式开始出现之时，博物馆教育和休闲娱乐作为其重要职能出现。至此科学博物馆成为开放空间，公众的参与使得其社会空间的属性凸显。博物馆的设计重点逐渐从为了王室、贵族或学者的私人愉悦而组织封闭的展览空间转向作为公众教益工具的公共空间。

　　19世纪的科学以探索宇宙的奥秘，以追求“对任何思想主体、民族、时代或文化都完全相同的宇宙之理”为信念，确立了近代科学主义思想。这种世界观预设知识是客观的，真理是一种精确的表征，科学工业博物馆便建立在这样一种科学观的基础之上确立起“科技纪念馆”的庄严神圣面目，像是科技文化珍品可敬的保管人。公众参观科技博物馆被认为是高雅的、纯正的文化体验。教师们带着孩子参观博物馆，常常提出保持安静、不要喧闹、不要乱碰的要求。公众参观科技博物馆往往是被期待要怀着对科学崇拜、敬畏之情。到了20世纪初，科学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划时代的成就。量子力学、相对论的提出，原子能的发现使得科学作为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体现出来。与此同时，科学的高度职业化与建制化使得科学和科学家有必要为自己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发声，为自身寻求社会支持。

　　科学与公众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和矛盾百出，科学的客观性、优越性受到质疑和挑战，而公众被认为不再是科学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外行知识受到重视。科学与民主交织在一起，公众越来越强调对科学技术信息的知情权、对科学政务的参与权等。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珍藏自然标本、重要技术的科技博物馆地位岌岌可危，政府也对完全或大部分依赖财政投入的传统科技博物馆感到再无心投入，希望将它们抛向市场。与这种科学与社会关系新格局的趋势相对应，作为科学与社会交会场所的科学博物馆界也在寻找自我变革的途径。20世纪初科学博物馆开始从研究、知识生产转向更侧重于教育、知识传播功能，注重互动展教的科学技术中心开始萌芽。如果以往依靠模型和机器的展示型科学博物馆可概括为“非上手”（hands-off）。观众被鼓励去看、思考、听，偶尔或闻，但不鼓励去触碰展品。那么互动型展品则鼓励观众更直接的主动探索展品。德意志博物馆的创建者奥斯卡·冯·米勒首先有了建立互动型的科学博物馆的自觉。这种新型类型的科学博物馆，尊重观众的体验和主动参与，由以展品藏品为中心走向以观众为中心。

　　英国哈里法克斯的尤里卡国家儿童博物馆的创办者之一谢菲尔德大学蒂姆·考尔顿教授在《动手型展览——管理互动博物馆与科学中心》一书中专门阐释了“动手型”展览的由来、理念和具体的管理经营之道，他认为“动手”（hands-on）和“互动”（interactive）。这两个词意思相近，有时可以互换使用。

　　“动手”是指观众可以身体上接触展品，不管是简单地按按钮、敲键盘还是稍微复杂些的参与方式都算作其中。但“互动”还可能包含潜在的深层次的要求，仅仅是按个按钮这一类地上手展品还不能算作真正的互动。即使它是有反馈的，但它仅仅是简单的按照预先设定的结果来反馈。当我们正常使用“动手”一词的时候，往往意味着上手活动包括互动且会带来增值性的教育价值，也就是说，“动手”引导“动脑”（minds-on）。本文也在相同意义上使用“动手”和“互动”两个词。

　　20世纪60年代之后,科学中心作为动手参与的非正式教育机构在实践中生发出来。正如丹尼诺夫所言，科学技术中心通常被设计成“观众动手操作”型的博物馆。它们大量地依靠机械、电子、声相和其他展览技术传递信息。一般采用电钮、旋转手柄，升降杠杆和其他的互动方式吸引观众，如不使用实体收藏，“参与”就停留感情上或智力层面上。科学中心一经产生便迅速获得大量的观众，甚至因为科学中心的出现，“博物馆”这个词的定义被修改。1973年美国科学中心协会成立，协会的细则阐明，创建科学技术中心协会是为“博物馆”服务。1975年美国博物馆协会修改了博物馆定义，吸收科学技术中心作为博物馆。